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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寺陈晨摄
天宁寺位于北京市广安门外北面，始建于南北朝北魏孝文帝时期，当时名为“光林寺”。隋仁寿二年（602年）改名“宏业寺”。唐开元年间改称“天王寺”。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更名“大万安禅寺”。元代时，该寺数度毁于兵火，寺院建筑几近无存。明永乐年间重建寺院，宣德十年（1435年）改称“天宁寺”，正统年间改称“广善戒坛”。清代再次改称“天宁寺”。
天宁寺是北京现存始建年代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只有始建于西晋的潭柘寺、始建于十六国后赵时期的红螺寺，其始建年代比天宁寺更久远些。
在中国***，现有五座天宁寺：一是北京天宁寺，始建于北魏；二是山西平定县的天宁寺，始建于北宋；三是江苏常州市的天宁寺，始建于唐代；四是江苏扬州市的天宁寺，始建于东晋；五是浙江金华市的天宁寺，始建于北宋。
北京天宁寺坐北朝南。山门正中是石拱形券门，券门两侧各有一扇石券窗，券门之上题有“敕建天宁寺”金字匾额。穿过山门，即进入主殿所在的院落。天宁寺的主殿称接引殿，也就是通常寺院中的大雄宝殿。“接引”为佛教用语，有引导、教导的意思。按照佛经上的说法，在释迦牟尼成佛以前，世界上已经有佛——“接引道人”，即释迦牟尼的师父，中国一般称之为燃灯古佛。接引殿后面有一座古塔，即著名的天宁寺塔。1988年，天宁寺塔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宁寺塔砖雕陈晨摄
天宁寺塔
天宁寺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1119年—1120年），为北京最珍贵的建筑艺术之一。在这座砖塔内，还包裹着一座隋塔。相传，隋仁寿二年（602年），阿罗汉送隋文帝一匣舍利，内有几十颗舍利子，隋文帝将其分送全国各地，命建塔供奉。其中一颗，就让来自幽州（今北京）的和尚释宝岩带回宏业寺（今天宁寺），建塔安奉。这便是天宁寺塔的由来。隋代时，天宁寺塔为木塔，到了辽代，在隋塔外面建了现在这座砖塔。天宁寺现存清乾隆年间《御制重修天宁寺碑》记载：
京师广宁门外有招提曰天宁寺，中矗浮图，高十余丈。考图志，隋时建，寺曰宏业，有僧藏舍利塔中。
天宁寺塔建在一个方形大平台上，由砖砌成。塔座是两层八角形雕狮和坐佛的基座。然后是三层仰莲瓣，托起塔身。塔身隐作券门、直棂窗，并浮雕金刚力士、菩萨、云龙等纹饰，形象生动。再上是十三层密檐，不设门窗，这是典型的辽、金密檐式塔的形制。
天宁寺塔有两大奇观。一是三层仰莲瓣，有360个莲瓣。过去每月初八，寺僧向每个莲瓣内注油，点燃360盏灯以供佛祖。每当此时，灯光将塔身照得通明，与天上星月相映生辉。远近百姓聚众观灯，飞火流萤，共同祈福。二是十三层密檐，每层系缀风铃，有3000多个铃，每逢风起，铃声铿锵。灯火与铃声，是天宁寺别具特色的景致。
清初著名诗人朱彝尊曾写诗赞曰：
槛外开皇塔，三千六百铃。
天风吹不定，一夜枕函听。
砌咽寒虫语，窗摇独树形。
故人眠未稳，吟傍佛前灯。
康熙年间的查嗣栗也写过一首《塔灯》：
灯明三百六十点，
最好天宁云外塔。
风撼三千四百铃，
恨无梯级上青冥。
这首诗正好映衬了天宁寺莲瓣燃灯、风铃作响的过往。
天宁寺塔由辽宣宗耶律淳所建。辽代时，今天的北京是辽国的南京，也称燕京。辽的都城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称中京。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在位时，命其叔耶律淳驻守南京。辽天庆五年（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今天的哈尔滨建立金朝，势力迅速强大，南下抢占辽的地盘。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军攻陷中京，天祚帝逃到南京（今北京），又向北逃到内蒙古大青山。同年，南京***拥立耶律淳为帝，尊号“天锡皇帝”，史称“北辽”，封天祚帝为湘阴王。耶律淳仅当了3个月皇帝便因病去世，天祚帝复辟，重新掌握政权，但气数已尽，于保大五年（1125年）被金军俘获杀害，成了亡国之君。辽朝至此灭亡，由金取代。拥立耶律淳称帝的大臣耶律大石掌管北辽军事，在北辽失败后投奔天祚帝，后远遁西域，开立了西辽。
天宁寺塔为耶律淳驻守南京时所建。当时的南京城中心在今天北京广安门一带，天宁寺塔恰在城中心，是当时辽南京最显著的建筑。1992年修缮天宁寺塔时，工作人员在塔的宝顶中发现了一块辽代建塔碑，上刻《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曰：
皇叔，判留守诸路兵马都元帅府事、秦晋国王，天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
这里讲的“天王寺”，就是今天的天宁寺。“皇叔”即耶律淳，他当时被封为“秦晋国王”。
天宁寺塔拔地而起近60米，高耸壮美。当时，塔上雕塑均有彩绘，十分华丽夺目，风吹铃响，悦耳动听，灯火通明，光芒四射，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标式建筑。历代都有歌颂天宁寺塔的诗篇。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皇帝主持重修了天宁寺，还为修寺写了碑文，赞美天宁寺塔：
天宁古名刹，广福资人天。
宝塔凌空起，相好妙庄严。
清初诗人、文学家王士祯曾是康熙年间诗坛盟主，官至刑部尚书。他曾写《天宁寺观浮图》诗赞云：
千载隋皇塔，嵯峨俯旧京。
相轮云外见，蛛网日边明。
近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曾称赞天宁寺塔：“富有音乐韵律，为古代建筑设计的一个杰作。”
除了赞美天宁寺塔壮观的诗文，也有叹息其毁败衰颓之诗篇。明初著名画家王绂擅长山水画，尤精枯木竹石。其画竹兼收北宋以来名家之长，具有挥洒自如、纵横飘逸的独特风格，人称其墨竹为“明朝第一”。永乐元年（1403年），王绂被举荐进京（当时明朝都城是今天的南京），供事文渊阁，参与编纂《永乐大典》。永乐十年（1412年）拜中书舍人，派往北京，从事从南京迁往北京的迁都筹备工作。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二年（1414年），他两次随明成祖朱棣北巡北京，并创作著名的《燕京八景图》。王绂在北京期间，看到了被元末明初战火毁坏的天宁寺，写了《游天宁寺》诗，描绘了当时天宁寺的荒凉景象：
古寺寻幽竟夕晖，
败垣芳草路依微。
鸟啼空院僧何在？
树老闲庭鹤自寻。
值得一说的是，明万历四年（1576年），万历皇帝曾为其母按照天宁寺规模与建制，在今天北京西部昆玉河畔西八里庄修了一座慈寿寺，寺内也建了一座慈寿寺塔，又名“玲珑塔”。于是，天宁寺塔和慈寿寺塔便被称为“姊妹塔”。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慈寿寺内建筑全部烧毁，只留下慈寿寺塔，现在这座塔坐落在玲珑公园里，与天宁寺塔遥相对望。
名人与天宁寺
天宁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与许多名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仅举其二。
一是天宁寺曾是明代高僧姚广孝的居住之处。姚广孝（1335年—1418年），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明初著名高僧、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他14岁时在南京妙智庵出家，法名道衍。明洪武三年（1370年），姚广孝跟随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从此步入政治生涯。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与燕王朱棣一同前往北平（今北京）镇守，并居住在王府西南方的金元名刹庆寿寺（在今西单电报大楼西侧）。姚广孝每日往返于燕王府和庆寿寺之间，与朱棣共商大事。在他的劝导下，朱棣借明惠帝朱允炆削藩之机，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下建康（今南京），取得了政权。朱棣即位后，姚广孝担任僧录司左善世，又加太子少师，被称为“黑衣宰相”。他负责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事宜，一手规划了今日北京城布局。解缙编书失败后，他又担任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的最高编撰官。《永乐大典》是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之一，使其成为明成祖年间的一代勋臣。姚广孝晚年，在明初佛教渐成颓势之际，又担起“护教”之责，整理了反排佛的《道余录》，为佛教史上一件大事。姚广孝长期居住于庆寿寺，晚年移居天宁寺，住在天宁寺塔的一个别院，称宗师府。后来，他又回到庆寿寺，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趺坐而逝”。朱棣对此不胜哀伤，停止视朝三日，追封其为荣国公，卜地西山建塔，是为房山区崇各庄常乐村的常乐寺姚广孝墓塔，现仍有墓葬塔和石碑留存。
二是民国著名报人邵漂萍葬在天宁寺。邵飘萍（1886年—1926年），民国时期革命志士、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他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邵漂萍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他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世凯的罪恶阴谋。之后又连续发文，揭露批判军阀政府。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办报生涯。后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1920年后，邵漂萍致力于介绍马克思主义，赞颂十月革命。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他秘密加入中国***，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报道。1926年4月，他因“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杀害。1949年4月，毛泽东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邵漂萍遇难后，他的好友、《京报》同事及妻子汤修慧将其灵枢放置在天宁寺。张作霖获悉后，派出一队士兵前往天宁寺，欲破棺毁尸。据说士兵到天宁寺后，发生了一件极为奇异的事情，当其手提大刀朝灵柩猛砍时，竟然未砍开灵柩。砍不开灵柩，士兵就想将灵柩抬出寺庙，竟然也未搬动。这样，邵漂萍的遗体终于得以保全，并葬在天宁寺内。
与天宁寺有关的，还有一些趣闻轶事。
比如，传说明代曾长年居住在天宁寺的王世贞写出了《封神演义》。王世贞（1526年—1590年），号弇州山人，是明代文坛领袖，也是嘉靖、万历年间名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应天府尹等职。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对其评价是：“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
史载，王世贞曾为《本草纲目》作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脱稿于万历六年（1578年），经三次修改后终于定稿。为了能尽快刊刻此书，李时珍不顾年高体弱，于万历八年（1580年）和万历十八年（1590年）两次前往江苏太仓和南京，请曾任刑部尚书的王世贞作序，之后经金陵出版书商胡承龙应允刻印，历时4年才全部刻完。在《本草纲目》即将出版之时，李时珍告别人世，没能目睹其问世。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本草纲目》在南京出版，史称金陵版。
王世贞在未考中进士时，曾长期寓居天宁寺，还留有诗篇，如《天宁寺大风雨旋霁》：
雁塔衡飙劲，珠林密雨回。
昙花空外散，天乐定中来。
龙出阿罗钵，猊翻般若台。
何因占慧力，孤月乱云开。
有一种说法，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据传闻，王世贞写了《金瓶梅》后名声大噪，嘉靖皇帝听说了，让他拿最近写的小说看看。因《金瓶梅》中有许多污秽露骨的笔墨，王世贞不敢拿给皇帝看，于是通宵达旦，赶写了一部新书《封神演义》，第二天一早呈给嘉靖皇帝，皇帝很满意。而王世贞连累带吓，头发全白了。此说见于近代蒋瑞藻所著《小说枝谈》：
俗传王弇州作《金瓶梅》，为朝廷所知，令进呈御览。弇州惧，一夜而成《封神演义》，以此代彼，因之头白。
原题：《北京天宁寺观览记》
他是深通佛法的释门高僧，也是翼赞中枢的辅弼之臣。他向往着归依青山的隐者之乐，却又难以割舍立功立名的士者之心。他反感于朱元璋时代的残忍嗜杀，但又不自觉地缔造了又一个戾气深沉的时代。姚广孝，永乐朝得以创建的第—功臣。明史中令无数人追忆的身影。三百多年后，当我们再次回望大明王朝的人与事时，小心翼翼地拂去清人记述与构想中那些或刻意或无心的涂抹、修饰甚至是扭曲，一个曾经被严重贬低过的时代正日益显现出其本有的棱角与线条，更切近地向今天走来。我们在重新“发现明代”，发现它的辉煌与张扬，浑厚与内敛，还有那些尘封史卷中永远拖曳着色彩与倦意的身影。勾勒明代，重绘既往，姚广孝无论如何应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出世之人与入世之事易代的乱世，恰是功业的舞台，行迹于元明之际的姚广孝，恐怕是以这样的心态来考量这个时代的。元代末帝妥懂帖睦尔登上皇位的两年后(1335年)，姚广孝出生于长洲相城——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一个乡间郎中的家庭里。明朝末年的徐枋曾如此描述过吴中一带浓郁的佛教气氛：“三吴之内，刹竿相望，其名蓝巨刹，涌殿飞楼，雄踞于通都大邑、名山胜地者无论，即僻壤穷乡，山村水落，以至五家之邻，什人之聚，亦必有招提兰若，栖托其间。”家乡的氛围也在姚广孝的家族中留下深深的印记。14岁时，姚广孝被世代事佛的家人送到妙智庵出家，从此便以法名“道衍”名世。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是否送子为僧的家庭会议上，姚广孝的伯父姚震之给出的理由颇为耐人寻味：“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似乎一语成谶，仕朝与学佛竟成为纠结姚广孝一生的主题。道衍事佛，从一开始便不循常途。他读书工诗，曾师从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并研习兵法。同时，云游四方，广交名士，博通释、道、儒各家之学。如果考虑到当时红巾军起义于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天下已然动荡，处此之时，道衍的所学所为该是意有所图的。他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所作的《斥牟文》中说：“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垅上视苗之长否，有老农泣于旁。余问其故，日：夫虫牟食苗之根，苗概***矣。”以田间虫牟指斥人间恶相，身为出世之人却时刻关注着现实社会。事实上，当时便有友人这样评价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看来，道衍从来便是不甘于寂寞的。不过，元末乱世纷扰十数年，却并没有给道衍什么机会，随着朱元璋定都应天府，建国功成，元帝北遁，由乱而治的历史周期律似乎又一次地履行完自身的使命，开女台了下一个轮回。尽管道衍于洪武八年因为通晓儒学被召至京师，但并未在仕途上有所斩获，而是于第二年春被“赐还吴门”，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过起了“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当四年后，道衍再次出游，在浙江扬帆之时,47岁的他已是倚杖而行了老态已现的道衍和尚只能慨叹“***期将至，故痛自鞭策”了。历史与姚广孝即将擦肩而过。但历史的诡谲与精彩也恰恰在于出其不意的机缘巧合。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广选天下高僧，随侍诸王，为已故的马皇后诵经祈福，道衍被推荐成行。因与_为燕王的朱棣言语投机，随即北上北平，成为庆寿寺主持。姚广孝一生的功业便由此发轫。史载道衍至北平后，“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对于今天的读史者来说，这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太子朱标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去世的，在此之前，皇位继承人根本不是个问题，面对身为嫡子的大哥，朱椽恐怕也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而在此之后，随着皇太孙朱允米被确立为继承者，朱棣必然在考虑“后朱元璋时代”的境遇了。道衍在洪武二十五年前后究竟在与朱棣密谋些什么，倒是殊堪把玩，难道他这么早就预见到未来的疾风骤雨?这也算是史书留给我们今天的一的一个小谜团吧。建文帝朱允瞍的“削藩”在改变了大明朝历史走向的同时，也给了姚广孝一把开启事功的钥匙。当朱棣正为侄子皇帝的步步进逼而惴惴不安时。道衍却已嗅到了迟来的历史机遇。他以“臣知天道，何论民心”的反唯物主义式的诡辩，力劝朱棣起兵夺位，并以相士(算命先生)袁珙“异日太平天子”的断语来对朱棣不断施加心理暗示。同时，道衍理性分析了朱棣眼下的处境以及所拥有的优势资源，断言成功几率极大，并通过在燕王府中开凿地下室、饲养鸡鸭鹅等手段为遮掩练兵制器声音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这些都为朱棣起兵做了最基础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准备。建文元年(1399)，在“清君侧”旗号下’朱棣向侄子发难，“靖难之役”爆发。战争持续了近四年，在这场以“一隅”对“天下，’的“不对称战争’中，只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之地的朱棣居然笑到了最后，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同时，也不得不佩服姚广孝在战前的先见之明与战争中的运筹帷幄。当政府军趁朱棣进袭大宁，老巢空虚时，围攻北平，道衍作为当时北平实际上的最高军政长官，负责了守御战，成功地保住了朱棣的根本。在燕军先后遭遇“围济南三月不克”、东昌大溃、主将阵亡的危急时刻，道衍以前所未有的镇定和勇气为朱棣注入了必胜的信心，使得他和他的将士们坚持将这场看似希望渺茫的战争打了下去。当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僵局迟迟无法打破之际，道衍又高屋建瓴地提出“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的战略决策，使得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获得卜个戛然而止的终点。朱棣“靖难之役”的成功，改写了大明甚至此后历史的同时，也为姚广孝在浩瀚史册中获取了一个谁也无法绕开的强大支点。于是，朱棣成为了明成祖，而道衍则成为了姚广孝。当论功行赏之际，道衍因“首赞密谋，发机决策”，“论功以为第一”，成为永乐朝得以创建的第一功臣。永乐二年(1404)，道衍被授予太子少师之职，成为当时文臣最高秩，并复姓，被赐名“广孝”。从此，“姚广孝”三字便成为明史中令无数人追忆的身影。桃源之心与红尘之意姚广孝的魅力就在于，他是一名深通佛法的释门高僧，又是一位翼赞中枢的辅弼之臣，向往着归依青山的隐者之乐，却又难以割舍立功立名的士者之心，他反感于朱元璋时代的残忍嗜杀，但又不自觉地缔造了又一个戾气深沉的时代，这是其个人复杂性格的折射?还是命运随性的嘲讽?看似悖论的两重天地间，却是一个真实而略显彷徨的“黑衣宰相”。姚广孝少时曾游嵩山寺，遇到相者袁珙，袁对他的长相十分诧异，说：“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刘秉忠为元初辅助忽必烈成就大业的僧人，被史家誉为“辅佐圣天子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者”，是佛门中恋于尘世并成就功业者，于僧人本色而言当然应属“异类”。而听到这样的评价，姚广孝的反应则是“大喜”。这与曹操被许劭论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大喜”的反应何其相似，都颇有为枭雄摹像的成分。而当姚广孝于洪武八年“赐还吴门”之后，路经北固山，感怀千古功业，吟道：“谯栌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同行的宗泐反诘道：“此岂释子语耶?”姚广孝则报之一笑。显然，身处佛门，却对事功别有怀抱，姚广孝不能缁衣以终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当“靖难之役”成，姚广孝达到其事业的顶峰时，却辞却了明成祖让他蓄发娶妻的要求，还是“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这种看似分裂的两重生活当然不是刻意做作之类的简单语词所能解释的。他在《题江行风浪图》中写道：“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也曾坦言“贫贱安居良不恶，名利奔驰有何乐’。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时时感到的危机与倦怠，并流露出归隐山林的意愿。但当姚广孝以第一功臣的身份与明成祖同在京师正月十五观灯时，又有着“料得人生皆有命，休言名利不如闲”的恋世之心。退隐与出仕始终在他内心中挣扎，在苦苦寻觅两者之间的平衡时，会时时烧灼着他的躁动不居。除却在“僧”与“士”身份间的摇摆外，在政治行为上，姚广孝似乎又无可奈何地自我嘲讽了一遍。姚广孝早年觥筹唱和的诗友，如高启等，在朱元璋“为政严猛”的风暴中，多成为洪武年间的冤鬼，这使其对于血腥严政持有强烈的反感，这恐怕也是他积极策划“靖难之役”，以求推翻朱元璋安排的既定政治框架的动机之一。但当朱棣登上皇位，重构帝国利益格局时，朱棣却以一场更加血腥惨烈的***开启了姚广孝孜孜以求的“永乐之治”，人所共知的方孝孺事件就成了那个时期政治空气的范本。当朱棣听从了他的建议，准备直袭京师之际，姚广孝曾特意提及方孝孺，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可当朱棣为“***即***耳，诏不可草”的士人气节(迂腐?)所激怒时，便展开了“诛十族”这样前所未有的嗜血清洗。而对建文诸臣无所不用其极的杀戮，则构成了明初政治史上最为惨烈的画面。面对这样一派“新政”之初的景象，姚广孝怕是于心难安吧。对朱元璋严政的抗拒，却沦为又一场惨剧的始作俑者，_是命运的天道不爽还是历史的无情批驳?恐怕姚广孝自己也只有无奈长叹了。姚广孝式的“悖论”当姚广孝随着永乐一朝的文治武功而成为历史追索的名片后，关于他的话题却好像刚刚开始。作为影响有明一代走向的关节点，“靖难之役”成为明清两朝反复咀嚼的老生常谈。在这一话题在明代已经不成为禁忌后，有关姚广孝曾以对联、占卜等方式促使朱棣起兵的传闻便成为民间话坊乃至墨客笔端不断被渲染的传奇。除却市井小民的寻奇心理，文人士大夫的八卦娱乐精神也同样参与到这一笔墨官司的构建当中来。姚广孝“靖难”功成之后衣锦还乡，遭老友绝交和姐姐痛骂的现场画面被绘声绘色地记述在了被目之为“正史”的《明史》之中。这与其说是历史的真实，还不如说是折射出了被营造了数百年的社会心理。要知道，精英阶层嗜好八卦的趣味绝不下于小民，明末大儒钱谦益就曾说姚广孝的事迹恐为“吴儿委巷妄语”所“误”。既然有朦胧模糊之处，那便有了不断发掘不断重塑的价值和理由。除却本身行藏的弹性，作为明代僧人不甘寂寞大背景下的突出标杆，姚广孝也获得了一种更为深广的范本价值。帝国为曾为和尚的朱元璋所建，而之后建文帝逃位为僧的传言则始终萦绕着这个王朝，至于如“本朝第一流宗师”的梵琦、因卷入政治而瘐***狱中的真可、德清等，都显示了出世与人世间实则并非难以逾越。至于因姚广孝一手策划的“靖难之役”所改变的大明王朝此后的整个帝统，则更成为明清乃至今天学术圈中时常被提及的话题。吴晗先生在看到明末谈迁所著《国榷》中念念不忘建文但又哭祭崇祯的时候，发出感慨，谈迁好像是不知道“从明仁宗一直到崇祯帝都是永乐的子孙’。看来这个话题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这种略显无聊的思考中却赋予了历史更多的想象和更多揣测的迷人色彩。时至今日，许多日本人还在为日本南北朝时究竟何为正统、现今作为北朝后裔的天皇究竟是否属篡逆而争论不休，这也可以为此一话题的魅力做一域外的注脚吧。不过，抛开所有这些或严肃或戏谑的主题，姚广孝的身后却有一项真正值得后人不断叩问的珍贵遗产，那便是由他主持编修的《永乐大典》。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将是姚广孝一生事功的真正巅峰，不知永乐十六年(1418)逝于北京大庆寺的姚广孝在回味其84年的人生历程中。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如今，当我们在北京西南的青龙湖畔。摩挲着姚广孝墓塔刻着岁月风痕的雕纹，聆听着檐角和着风声的悬铃时，是否仍能感受到这位六百年前明初奇人的桃源之心与红尘之意?来源：中国报道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明朝《永乐大典》编纂者之一的姚广孝赞美江苏（淮安）的诗句。
姚广孝（1335年－1418年），幼名天僖，法名道衍，字斯道，又字独闇，号独庵老人、逃虚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朝政治家、佛学家，文学家，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黑衣宰相。
墓葬纪念
姚广孝墓塔位于北京房山区常乐寺村北，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为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高约33米。塔前立有明成祖朱棣“敕建姚广孝神道碑”一座，碑立于宣德元年（1426年），高4米，宽1.1米，厚0.33米。
须弥座塔基束腰部分雕寿字纹和花卉，四正面雕假门，四侧面雕假窗。正面门楣之上嵌方石一块，其上楷书：“太子少师赠荣国恭靖公姚广孝之塔”。塔身往上是九层叠涩檐，各角均悬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悠扬。墓塔整体结构匀称，塔身上的花卉图案别致，且雕刻精细。整个塔身轮廓清秀而挺拔，充分体现出明代塔的建筑风格。
2013年3月，姚广孝墓塔被国务院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朱棣没有杀姚广孝，姚广孝八十四岁因病而逝。
历史上的姚广孝是明朝时期有名的佛学家和诗人，年轻的时候出家为僧，法名道衍，精通佛、道、儒、兵诸家之学。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黑衣宰相。电视剧中姚广孝走绳索赎罪，后被孙若微把绳索砍下。
朱元璋打下天下之后，曾经广邀天下有能之僧前往首都，并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选拔考试。姚广孝在此次测试中脱颖而出，被朱元璋遣送给朱棣，此后姚广孝便成为了朱棣手下谋士，辅佐朱棣成事。
朱棣登基后，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道衍，大受封赏，加封“少师”，并赐俗家名姚广孝，就连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受到了追荫。朱棣对姚广孝极为尊重，平时都以“少师”称之。
姚广孝病逝，终年八十四岁。成祖废朝二日，以僧人的礼制安葬姚广孝，追赠他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赐谥恭靖。
姚广孝墓塔位于北京房山区常乐寺村北，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为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高约33米。塔前立有明成祖朱棣“敕建姚广孝神道碑”一座，碑立于宣德元年。
从史料的记载上来看，姚广孝可以说是结局非常好！
下面我们从姚广孝的一生来看看姚广孝都干了些啥？
黑衣宰相姚广孝
1、年少为僧
姚广孝是长洲人，家族世代行医。1348年（至正八年），年仅十四岁的姚广孝剃度出家当了和尚，法名道衍。后来，姚广孝还拜道士席应真为师，学习阴阳术数。
1375年（洪武八年），朱元璋诏令精通儒书的僧人到礼部应试，姚广孝以通儒僧人的身份被明太祖召入京师，但却没被授为僧官，只获赐僧衣。
1380年，经僧录司右觉义来复、右善世宗泐推荐，入天界寺，谋一僧职。
这前边的所有过程，都是他当和尚的一些事情。
2、侍奉朱棣，劝其造反
转机发生在1382年（洪武十五年），这一年马皇后病逝，明太祖挑选高僧随侍诸王，诵经祈福。
当时，道衍得到僧录司左善世宗泐的举荐，并与燕王朱棣相谈甚欢，便要求随朱棣前往北平。
姚广孝到北平后，任庆寿寺住持，时常出入燕王府，与朱棣密谈。
姚广孝与朱棣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驾崩，建文帝继位，并实行削藩之策。周王朱橚、湘王朱柏、代王朱桂、齐王朱榑、岷王朱楩相继获罪，被废除藩国。姚广孝密劝朱棣起兵，朱棣道：“百姓都支持朝廷，怎么办？”姚广孝答道：“臣只知道天道，不管民心。”
后来，姚广孝向朱棣推荐相士袁珙、卜者金忠，使朱棣逐渐下定决心。朱棣暗中拉拢军官，勾结部队，并招募勇士。而姚广孝则在燕王府后苑训练兵马，还修建厚墙环绕的地穴，打造军器，用饲养的鹅鸭来掩盖声音。
姚广孝这时已经成了朱棣的心腹重臣。
1399年（建文元年）六月，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告发朱棣谋反，朝廷下令逮捕燕王府官属。都指挥张信暗中向朱棣报信，朱棣便决定立即起兵，并以诛杀齐泰、黄子澄为名，号称奉天靖难。姚广孝则辅佐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
朱棣造反后，开始时是一步一步的向南打，于是在山东就遇到了阻碍，打山东打的非常不顺利。这其中朱棣还有几次差点***。朱棣一度都想退守北京了。
但在姚广孝的极力劝谏下，继续进军，击败盛庸，攻破西水寨。
后来，姚广孝对朱棣道：“不要去攻打城池，应迅速直取京师。京师兵力单薄，一定能攻克。”
朱棣采纳他的建议，在淝水、灵璧连败南军，并渡江进入京师。
姚广孝指明了进攻方向
3、明成祖时期的重臣，参于众多国家大事
1402年，朱棣称帝，是为明成祖。姚广孝被任命为僧录司左善世。
成祖即帝位后，授道衍为僧录司左善世。
1404年（永乐二年），姚广孝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复姓为姚，赐名广孝。明成祖每次与姚广孝交谈，都称他为少师，而不直呼其名。
后来，明成祖命姚广孝蓄发还俗，被姚广孝拒绝。也就是说，姚广孝终其一身，是个僧人。
最后也是无妻，无儿，无女！这在历史上极其罕见。
明成祖又赐他府邸、宫女，姚广孝仍不接受，只是居住在寺庙中。
上朝时便穿上朝服，退朝后仍换回僧衣。
他到苏湖赈灾时，前往长洲，将获赐的黄金全部分发给宗族乡人。
此后，明成祖往来于南京、北京之间，并几次征伐蒙古，姚广孝都留在南京，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
1407年（永乐五年），姚广孝又奉命教导皇长孙朱瞻基。
也就是说，在朱棣一朝，姚广孝始终非常受重用。并且，由于自己的和尚身份，对钱财，对权位无欲无求。也使得朱棣非常的放心。
朱棣继位后，姚广孝担任僧录司左善世，又加太子少师，被称为“黑衣宰相”。
姚广孝还负责从南京到北京的迁都事宜，一手规划今日北京城布局。
姚广孝设计北京城
而后在解缙编书失败后又担任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的最高编撰官，尤其是《永乐大典》，这是他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最大贡献。
少师晚年，在明初期佛教渐成颓势之际，又担起护教（佛教）之责，整理了反排佛的《道余录》，为佛教史上一件大事。
姚广孝文集
4、黑衣宰相身后事
1418年（永乐十六年），姚广孝病重，不能上朝，居住在北京庆寿寺中。成祖数次前去探视，赐金唾壶。
不久，姚广孝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成祖废朝二日，以僧人的礼制安葬姚广孝，追赠他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赐谥恭靖，赐葬于房山县东北，还亲自为他撰写神道碑铭。
永乐二十二年，对姚广孝极为尊重的朱棣在北征途中***于榆木川，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
朱高炽对姚广孝也是满怀崇敬之情的。朱高炽继位为帝后，再次对姚广孝给予表彰。
洪熙元年三月二十日为姚广孝去世七周年纪念日，朱高炽亲自撰写祭文，遣其嗣子姚继致祭，并特命将姚广孝配享明太宗庙庭。
配享庙庭，应是姚广孝作为朱棣谋臣的最大荣誉。
通观明太祖，太宗开国两朝配享太庙名单中，十六位功勋自中山王徐达以下，皆为出生入***的武臣。
以文臣位列功臣配享之次者，仅有姚广孝一人。由此可见姚广孝在明初的特殊地位。
姚广孝
姚广孝是个僧人，没有娶妻，也没有后人。但他有家人，还收有一个养子，叫姚继。
姚广孝***后，朱棣派人把姚广孝的弟弟和侄子接来，给予丰厚的赏赐。但二人没有文化，生性愚钝，实在难以重用，只好又让他们回老家去。
明仁宗继位之后，让姚广孝配享太庙，又想起当年陪自己读书的姚继，给他一个太常少卿的职位，正四品。但姚继很快***掉，时年四十二岁。
姚广孝墓塔位于北京房山区常乐寺村北，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为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高约33米。塔前立有明成祖朱棣“敕建姚广孝神道碑”一座，碑立于宣德元年（1426年），高4米，宽1.1米，厚0.33米。
姚广孝墓塔，典型的和尚墓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