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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西乡隆盛，他的名气可能比不上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那么响亮，但是这个人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乡隆盛出身日本西南的萨摩藩，在日本近代的倒幕运动之中，西乡隆盛一直都是核心人物，当时的萨摩藩与长州藩结盟共同倒幕，其中就有他的大功，整个戊辰战争，西乡隆盛一直都是主导者，说他是一代名将并不过分。也因其功劳，功成之后受赏典禄永世2000石，但是西乡隆盛却拒绝了，并回到了故乡鹿儿岛。
戊辰战争结束之后，西乡隆盛依旧对于明治天皇非常忠诚，日本颁布《版籍奉还》之后，他率先响应，根本就没有计较个人得失，之后又与大久保利通一起抵达东京，参与了日本这一时期的诸多方面改革。西乡隆盛的努力之下，使得日本的废藩置县等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西乡隆盛对日本现代化的改革，却被人利用
在西乡隆盛做出的众多贡献之中，最重要的是他对于日本军队现代化的改革促进。
在此之前，日本对外征战一直靠的都是武士群体，而西乡隆盛却直接废除了兵部省，设立了陆军省与海军省，以及日本近卫师团的前身近卫兵，在1873年主导颁布《征兵令》。在日本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西乡隆盛都具有十足的前瞻性与进步性。而在民政方面，西乡隆盛整合了日本传统的府县，制定了学制，设立国有***的相关条例与新的地租改正条例，毫无疑问，西乡隆盛的能力是非常出色的。
西乡隆盛
只不过，西乡隆盛的为了日本近代化做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却成为了日本有些人用来过河拆桥的工具。
原本，按照西乡隆盛的想法，下层武士作为当年戊辰战争之中的主力，在军队改革之后应该被编入新军，绝不能被抛弃，毕竟招募再多的平民，他们缺乏有效作战经验与相关的谋略，无法有效提升战斗力。然而在日本改革的过程中，下级武士们却被抛弃。
《征兵令》颁布之后，新军募集的过程中，西乡隆盛的原意被执行者歪曲，他们直接将当年在戊辰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西南武士们排除在外，而作为政策制定者的西乡隆盛，心中的怒火比起西南武士们更甚，毕竟，这摆明了是卸磨杀驴啊。
被近代日本所抛弃的人，是西乡隆盛心中所念
倒幕运动结束后，日本开始向近代化国家转变，然而曾经为倒幕运动做出巨大贡献的下级武士们，却成为了不被需要的群体。当然，之所以这样也的确有很多现实因素。
虽然倒幕运动结束了，但是日本的武士与大名们当时依旧掌握着大量的封地，这对于新生的日本来说并不利于法令的统一，存在着很大的隐患，而且，各藩的存在也妨碍了日本现代化军队的建设，无法有效进行统一指挥。
在戊辰战争结束后，日本决定废藩置县，超过三百个大名放弃了自己的领地，以往同时具备领地与一级地区的“藩”也被废除，一时之间日本出来了三百多个县，后来整合成七十多个，另外，藩国各自的私兵也都被收回集中指挥。
在日本，武士是完全脱产的人群，他们平时依靠封地收入与官职俸禄来生活，打仗的时候出征，在过去，他们的存在也还是可以的，尤其是战乱频仍的时代，但是和平时期，这些武士完全不从事生产劳作。
废藩置县之后，使得当年的各藩全都不复存在，武士们原本的特权也在后来的一系列改革之中都被削去，如此一来，原本的武士群体所拥有的各项优待就全都消失了。
虽然西乡隆盛对于这一系列改革都是支持的，并且还参与其中，是主要的制定者，但是他并没有想过要完全抛弃这些下级武士，他本身也是武士出身，所以他也保留了对于下级武士未来的处置办法。结果，西乡隆盛的想法被否定，在改革的施行过程中，让西乡隆盛心心念念的下级武士们，最终还是被抛弃了。
回乡依旧不得安生，无奈之下爆发
在与大久保利通失和之后，西乡隆盛又在接下来的交锋之中落败，满怀失望与不满最终回到故乡鹿儿岛。回到故乡的西乡隆盛，见当地的无业青年很多，便在县令大山纲良的帮助下设立了私学，教育和约束他们。之后私学在鹿儿岛县各地，都设立了分校，而私学在西乡隆盛的影响下，成为了鹿儿岛最大的实力，而后直接凌驾于县政之上。
话虽如此，西乡隆盛却依旧过着每天温泉休养、山林游猎的闲适生活，并不干涉太多。
大久保利通
然而1876年，在大久保利通等支持下，彻底废除了武士群体的所有特权，引发了各地武士的极大不满，熊本县、福冈县等地纷纷爆发了武士主导的反叛活动。眼见明治欺人太甚，早就很不满了的西乡隆盛，也决定响应，只不过西乡隆盛一直按兵不动，准备等待时机。
结果没想到，鹿儿岛私学的学生与当时明治内阁派来行刺的人发生冲突，引起了大规模骚乱，眼见学生被捕被S，无奈之下，西乡隆重只好举兵，西南战争爆发。只不过鹿儿岛毕竟区区之地，实力对比悬殊，没多久，西乡隆盛兵败，在城山之战后自尽。
西乡隆盛的反，是因为他的耿直
西南战争结束了，西乡隆盛身***，明治维新的内乱彻底结束，这让日本明治内阁松了口气的同时也非常惋惜。
毫无疑问，西南战争检验了日本系列改革的成果，其中也包括了西乡隆盛主导设立的征兵制度，而经过长期训练的士兵，最终还是击败了有丰富经验的下级武士。
西乡隆盛其实是被参与造反的西南武士推举为首领，他原本只是同情这些下层武士，并自己花钱建立学校安顿这些下层武士。但是学校集合这么多失意者，反而成了***的汇集点，学生们偷袭军火库，让他牵连其中。西乡隆盛与其说是造反，不如说他在追求武士的最后结局。
根据亲随的阐述西乡隆盛并不是战争的指挥者，更多的时间在打猎，是刻意来求***的。最后带领手下发起孤注一掷的***亡冲锋，中弹后从容说：“可以了，到此为止吧！”然后向东京方向跪拜，剖腹自尽。
西乡隆盛作为明治维新的“三杰”之一，与全面西化的大久保利通和自负木户孝允不同，出身低级武士的西乡隆盛个人品德与对低级武士的同情心与其他两人是不可比的。西乡隆盛因为倒幕战争的功劳，受封最多，甚至超过萨摩藩的藩主，西乡隆盛认为会影响他“忠臣”的名声主动推辞。对待天皇的态度西乡隆盛也和其他几位维新人士不同，表面上看“明治维新”成功了，天皇的权威得到保障。
实际上日本政府形成了藩阀政治，真正掌权的是长洲藩和萨摩藩的***们，想想也正常天皇手里又没什么人，战争都是藩阀们打得。直到明治天皇的孙子昭和天皇利用全国的反藩阀、财阀运动，联合反对长洲藩阀的新兴军阀势力，才使天皇真正掌权。像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人对待天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恭敬，天皇在他们眼里也只不过是个傀儡。但是封建忠君思想严重的西乡隆盛对待天皇要比其他人恭敬的多。
日本之所以会发生西南战争，主要是因为“废刀令”和“废藩置县”运动。幕府时代武士只能从军，作为回报武士可以得到固定的田地收入得以谋生，幕府将军把土地分封给大名，大名再分给中层武士，中层武士再分给下级武士，一级管一级。而且武士还有很多特权，可以斩杀对自己无礼的农民，后代可以免费接受教育，武士还是日本唯一能参政议政的阶级。
明治维新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通过了《废藩置县》政令，第一步是改革藩制“版籍奉还”，就是把藩里的土地和人口所有权划归中央政府，藩主还是有行政权，依然有征税和军令的权力。这一步是法理上解决藩主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接着就是废藩，全国设立三府、三百零二县，后来合并成三府、七十二县。
各地藩主、藩知事全部搬到东京，其每年的俸禄和华族身份得到保证，各藩的年贡交给政府，债务也都由政府承担。在萨摩、长洲、土佐、肥前四大强藩联合执政下，各个大名虽然失去了权力，但是经济利益和贵族身份得到了保证，也没人敢不接受的，那么下层武士呢！
明治新政府的义务征兵制，使各阶级的庶民都要征兵入伍，从此武士失去当兵谋生的道路，平日里那些插花、下棋、剑道等教育，对此刻谋生毫无用处。政府1876年出台了两条法令，《废刀令》和《金禄公债证书条例》。废刀令废除了武士的特权，消除了武士与平民的身份差别。
第二条法令更狠，简直就是抢劫，政府用公债购买武士的知行田，公债六年后抽签决定偿还顺序，三十年还清。由于公债贬值的厉害，原来规定的利率看似很高能够支撑武士生活，架不住通破膨胀。不透明的还款次序，产生了***，华族通过关系把公债变成金融投资，成立所谓国立***，大把圈钱。下级武士则要等十几年才能分配到早已贬值的公债，一时间武士纷纷破产，被逼入绝境。
义务征兵制、废藩置县都有西乡隆盛参与，这样做是为了国家西乡隆盛也非常清楚。出于对下层武士的同情，西乡隆盛提出“征韩论”，意图马上发动对朝鲜的战争来解决下层武士的出路问题，转嫁国内危机。（日本有此传统，丰臣秀吉在结束日本战国时代后，全国土地基本被德川、毛利等家族瓜分完了。跟随身边的石田三成、加藤正清等亲信将领却无地可分，所以丰臣秀吉立马发动侵略朝鲜战争。）
此时的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而中国正是“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的高潮时期，中国到底会怎样，当时的日本高层还看不太清。大久保利通和山县有朋等人提出缓征，这让西乡隆盛非常愤怒，骂大久保利通是萨摩最胆小的人。木户孝允因病逐步退出政坛，萨摩藩有控制政府的机会，长洲藩阀山县有朋大力挑拨萨摩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的关系，为长洲藩谋利。各种因素促进下，西乡隆盛带领几位参议辞职，萨、长、土、肥四大强藩联合执政瓦解，西乡隆盛回到家乡萨摩藩。
回到家乡的西乡隆盛为解决破产武士的生活问题，建立一所军事学校安置破产武士，也可以约束这些人。但是学校成了反对政府的集合点，而政府面对这样的学校怎能心安，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只是碍于西乡隆盛巨大的威望不敢给动手。为了防止万一，政府搬迁学校附近的军火库里的***，得到消息的学生们认为是政府要动手了，开始抢夺军火库。此时的西乡隆盛正外出打猎，回来后被裹挟进叛军队伍，结局前面已经讲过了。
1827年1月23日生于萨摩藩(今鹿儿岛县)。自幼受严格武士训练。
1828年1月23日（文政十年十二月七日）西乡隆盛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城下下加治屋町山，是御勘定方小头西郷九郎隆盛（后改名吉兵卫隆盛）的第一个孩子。幼名小吉，通称从吉之介，善兵卫，吉之助顺次变化。成人式时名隆永，后来改为武雄隆盛。号南洲。天保12年（1841年），行成人式，改名吉之介隆永。在这个时候加入下加治屋郷中的青年组织“二才组”。他自幼受到严格的武士训练，这使他养成尚武的习性，具有浓厚的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观念。
弘化元年(1844年)担任「郡方书役助」。后为郡书记官先后共10年。和维新三杰另一位的大久保利通一向伊藤茂右卫门学习阳明学及朱子的「近思录」，向福昌寺(现鹿儿岛市立玉石龙高级中学所在地的岛津家菩提寺)的无参和尚门学禅。他跟随郡长巡视农村，接触农民,通晓农政。其间,郡长迫田因荒年要求藩政府减免年贡不准而愤然辞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出身于濒临破产的下级武士阶层，长期担任低级官吏,使他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幕府末期的政治腐朽有所认识，从而走上了矢志改革的道路。岛津齐彬继承萨摩藩藩主之后，西乡隆盛为首的“诚忠组”上书阐述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其政治主张得到岛津齐彬的赏识。
1844年起任下级官吏。1854年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的亲信扈从，随其住江户（今东京），参与藩政，并为尊王攘夷运动奔走。1858年幕府兴安政大狱，两次被流放，1864年被召回藩，在京都掌握藩的陆海军实权。同年参与***尊王攘夷派长州危机，并成功化解敌对派（第一次长州战争并未交战，因此称长州危机更合适），后预料幕府将亡，遂积极投身倒幕运动。1866年3月在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等人缔结萨长倒幕联盟密约。1868年1月3日，与岩仓具视(1825～1883)、大久保利通等人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明治新政府。在同年的戊辰战争中任大总督参谋，指挥讨幕联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他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的功勋，在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1870年初，由于与大久保等人在内政方面的分歧，辞职回鹿儿岛任萨摩藩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参与藩政改革。1871年到东京就任明治政府参议。1872年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西乡28岁时做了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受到齐彬改革藩政以求富国强兵的思想影响，并受到勤王家藤田东湖和桥本左内等人的影响，使他立志勤王和改革幕府政治。1854年（安政元年）随岛津齐彬至江户居住3年，为齐彬等人倡导的王室公卿和幕府将军合作的“公武合体”运动四处奔走联络，十分活跃逐渐成为晓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在“将军继嗣问题”上，与齐彬一起拥戴一桥庆喜。1858年，由于岛津齐彬暴病而疫，由岛津忠义任藩主，实权掌握在其父岛津久光手中。西乡闻讯，曾打算为齐彬殉***。经僧侣月照的劝导，他才打消此念，立誓要继承齐彬的遗志，进行幕政改革。此后,他依旧往来于京都与江户之间，进行勤王活动，策划除掉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大老。9月，井伊制造“安政大狱”，残酷***勤王志士。西乡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幸免遭难。二人先后回到鹿儿岛，不料却被勒令离开萨摩藩。他们感到勤王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当船行至锦江湾，相抱投海自尽。被救起时,月照已溘然长逝，西乡亦奄奄一息。岛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岛。
1862年（文久2年）西乡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权的大久保利通帮助下返回萨摩藩。解除处分后作为尊攘派开始活动。久光本想借助西乡的声望，以便实现自己入京勤王，继续搞“公武合体”的计划。不料，西乡反对，表面上是认为久光威望和身分不够。实际上其新的政治主张“尊王攘夷”与藩主的“公武合体”有矛盾，而且西乡又与激进的藩士们联络。久光一怒之下，将他流放到德之岛，两个月后再转送到流放***刑犯人的冲永良部岛的牢狱中。然而再次被流放到小岛。在狱中两年，西乡受尽磨难，却阅读了大量儒家著作，不时吟诗抒怀。他的一首诗写道:“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这表达了他对***于安政大狱的志士们的追念之情,也阐明了他的生***观和忠君勤王的志向。1864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乡，并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此后五、六年间，是西乡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他开始还是作为久光的谋将，后来则成为尊王倒幕派的领导人。他与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萨摩藩内进行***，并为完成日本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大业,立下了功勋。
1864年7月,幕府对长州藩志士们发动的禁门之变进行***。在京都的西乡遵从久光之命，参与***活动，在战斗中负伤，因而受到褒奖。9月，西乡在大阪会见了胜海舟。胜对西方十分了解，对幕府内情也有很深的认识。这次会见使西乡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幕府的腐朽和没落,思想发生转变。但这时的西乡仍有“萨藩主体”的地方意识,所以在行动上表现得十分动摇。当幕府于9月组织军队讨伐长州藩时，西乡仍从本藩利益出发，参加并指挥了征长讨伐军。但在翌年4月幕府组织第二次讨伐长州行动时，西乡已在行动上贯彻其强藩联合对抗幕府的主张，不顾幕府一再下令催促,坚决拒绝出兵。12月他派人与长州藩联络，并在1866年正月，于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缔结了“萨长倒幕联盟”的密约。从此他作为一位倒幕派领导人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倒幕活动。
1866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德川庆喜继任。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神秘***亡(多数认为被公卿岩仓具视等毒***），由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利用宫廷的形势，开始准备武装倒幕。在土佐奇人坂本龙马的斡旋之下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萨长同盟”。之后萨摩与土佐藩也结盟。这几个“西南强藩”掌握天皇政府大权，共同讨伐幕府。西乡等人还与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想从英国那里购买武器和取得财政援助，但他们对英国的侵略企图有所警惕。1867年7月27日，西乡在大阪会见英国公使馆***沙托时表示：“关于变革日本政体问题，应由我辈尽力而为，如与外国人相商，则有失体面。”西乡的回答,表明他已有较强的民族意识。
1867年9月,西乡、大久保通过岩仓等公卿，事先做好了用天皇名义发布《讨幕密旨》的准备。10月14日,萨长两藩得到了《讨幕密旨》。在部署就绪后，12月9日，西乡、大久保等倒幕派***，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将军制度等，要德川庆喜立即“辞官纳地”。倒幕派于当天组织了新政府,西乡、大久保等掌握了新政府的实权。
以德川庆喜为代表的旧幕府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发生国内战争，因是戊辰年间，史称戊辰战争。1868年1月在京都之南的鸟羽、伏见地区,幕府军与政府军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西乡指挥了这次决战。由于兵士的奋勇和人民的支持,政府军打败了3倍于己的幕府军队，取得了胜利。西乡被新政府任命为陆海军负责人。2月，讨幕军从京都出发东征,包围了江户。这时,防守江户城的胜海舟，向庆喜说明了国内外形势，促使庆喜下决心投降。3月，西乡向幕府提出了7项投降条件，并去江户会见了胜海舟。最后签订了幕府投降协定,史称“江户无血开城”。8月后,西乡又率讨幕军转战于关东和东北地方，征讨幕藩残余势力，取得节节胜利。凯旋回师后，西乡由于军功卓著受到了奖赏。9月,他以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国内战争中的功勋,，授正三位官职,赏典禄为两千石,成为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功成名就的西乡,出于封建思想,认为自己功名地位高于萨摩藩主岛津家,有损“忠臣”的声誉,遂于1870年1月辞职,回鹿儿岛做了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西乡离开中央回到地方,还因为他对明治政府实施有损于下级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满。他很同情下级武士们在明治维新后的悲惨遭遇。他在请求萨摩藩政府救济一个参加内战的士兵的信中写道:“临生***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言志诗写道:“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他看不惯许多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穷奢极侈,指责他们为“利”忘“义”。西乡的个人品德,在日本一直被人们推崇。正是在这些内政问题上,西乡与大久保等人产生了矛盾。西乡、大久保等人尽管有矛盾,但他们都认识到要建立近代国家,使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必须消除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从1871年起,他们又在这个目标下联合起来,全力进行废藩置县的改革。
1872年7月，西乡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税改革条例》等5个文件，实行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税改革。在此前后,政府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项资产阶级改革。西乡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改革，虽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帅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应该说是他的特有贡献。西乡、大久保、木户三人以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
在此前后，参与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资产阶级改革。1873年10月，因“朝鲜派遣使节问题”与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对，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1877年1～9月，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9月24日兵败，***于鹿儿岛城山。维新，是一次资源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旧权拥有者必然会失去原本拥有的资源和权力；维新，用句时髦的话讲，也是一个管理扁平化的过程，一部分中间阶层，必然会被淘汰。这就是一个从最上和最下两个阶层向中间阶层挤压的过程，而这中间最终被剥夺出的权力和省出的资源，就会重新分配到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中去，从而使管理和生产都达到新的平衡。好比“攘夷”，实质是剥夺西洋殖民者的资源和特权为本国所用，然而相对当时的日本，西洋殖民者是十分强大的，即便萨摩长州这样的强藩在与他们对敌后也深深意识到无法与他们抗衡，如果硬要剥夺他们在日本的资源，很有可能反倒被这些船坚炮利的家伙彻底打倒，连主权（本国政府分配自国资源的权力）都丢个干净。因而不如承认他们在日本的存在，甚至与之结盟，换取他们的支持，和必要的军事技术援助，以获得更高的发展资源(所谓“发展生产力”)的能力和挤压其它阶层的能力（在他们的支持下倒幕）；“倒幕”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天皇之下，各诸侯之上的幕府将军这一阶层，剥夺他的特权，领地，剥夺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权力，所谓“解放生产力”；“倒幕”成功之后的“废藩置县”则等于把这把刀又砍向了诸侯，剥夺他们的资源和权力。然而进一步呢，进一步的军制改革，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让更多的人有为国尽忠的荣誉感和升迁的机会，于是，这把刀又砍向了下级武士。如果要说到背叛，倒幕过程中出过力的诸侯和下级武士都是被新政府背叛了的，而最终得益的，有最高层的人，也有更大多数的日本平民。为了日本能真正实现军事上的近代化，对下级武士这一阶层，是必须背叛的。西乡是赞成新的军制的，他知道从公而言，新的制度能够让日本更加强大。可是从私而言却不好说了。诸侯在倒幕过程中出过力，他们的资源和权力被剥夺以后还可以成为新的财阀，地主，就算不过奢侈糜烂的生活吧，至少生计不愁，而下级武士，数目庞大，作为个体而言，原就拥有不多的资源，再被剥夺从军特权，往往就衣食无着了。西乡在把自己的武士之刀砍向幕府和藩主时根本就不曾犹豫过，可要砍向一贯支持维护自己的群体－－下级武士时，他就犹豫了。西乡不能忘记这些与他并肩的战友，因而在初始阶段，他进行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近卫军的编制，就是为了给这些并肩的战友一个容身之处，可近卫军的编制也是有限的。虽然西乡本人非常豪爽大度，每当有萨摩武士来找他的时候，假如他不能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就任其在门口的钱柜那里取用。然而这点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很易遭忌，容易给政治上的对手制造类似“西乡又要收买人心造反啦”的谣言的机会。
于是西乡想出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堤内不足堤外补”，让下级武士们去侵略别的国家，从新的领地内和其它国家的人民身上取得新的特权和新的资源。为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本身计，其时这也确是一条出路。可是说说容易，当时世界列强环伺，好地儿早就被抢占一空。咱大清也还处于“同治中兴”阶段，看不出是条龙是条虫，咋办？那就只有***，朝鲜两处可打，此二地远离大清统治中央，列强还未染指，也许也不会造成清的强烈反弹。其实当时日本朝野都有征韩征台之念，就连后来反对西乡最力的大久保，山县等人也一概赞成扩张，无非是“急征”还是“缓征”的区别。而西乡恰恰是站在多数朝臣的对立面上，强烈呼吁“急征”的。他急于在以平民为主的政府军还不具备强大战斗力时，用世世代代以战斗为专业的***－－下级武士们来进行这些对外侵略，也使他们迅速在新的殖民地上找回他们在本国丧失的特权和利益。西乡主张对***，朝鲜要“夺取此等之地，归为我有，以永镇皇国之南门”，具体呢，他求自任使节使韩，使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鲜(“无一事不可为外人道”的西乡，对外还是想用激幕府先行进攻的那一套谋略啊)，假如朝鲜中计，杀了他，日本就可名正言顺派兵征伐，此时的西乡，于日本人观之，不可谓不勇，谋国亦不可谓不忠，然而倘于韩人观之，则他也要被列入诡诈奸徒的行列了吧，一个人的历史定位，原本就是只定义在他所维护和维护他的人群的基础上的啊。与西乡对立的大久保等人，认为应以内治为主，先建立起近代化的国家体系和后勤制度，才能展开对外征伐，贸然用武士征伐，很有可能因后勤，补给不足，又因大清的强烈反弹和西方强权的干涉而失败。因而极力反对“急征”，先前倒幕时期的好友，如今倒成为政治上的***敌。大久保等人采用多种政治手段各处游说。站在大久保一边的山县有朋也运用谋略于台前幕后多方奔走。因为，他要维护新的政府军的利益，同时也维护自己在政军界的利益。另外还有不少长州武士出身，已经成为政府高官的人，也准备充份利用西乡和大久保之间的这一矛盾，搞倒西乡，从中渔利，以抬高长州派的人在政府中的地位。
而与他们相对的西乡，此时却似乎真的仅以一个英雄和偶像的形象出现，他把一切政治工作都只做在明面上，希望仅以自己的忠心和名望打动公卿大臣和参议们，希望他们不要背叛曾一起战斗过的下级武士们。他似乎真的想作那个心目中“无一事不可为外人道”的司马温公了。然而，政治斗争是一场特别的战争，需要特别的技术手段，需要特别的谋略机巧，仅仅靠“光明正大”四个字是无法在这场关乎公私两种利益和理念的战争中胜出的。朝议之中，西乡派终于落败。他要求出使朝鲜，要求由武士征伐四方的愿望彻底破灭。愤怒的西乡随即向天皇提出辞呈。第二日，天皇便批准西乡辞去参议和近卫军都督之职，保留了陆军大将军衔。而西乡所代表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武士们，也即永远失去了他们所能独享的荣誉。如果说，武士们的生命，如那樱花，那么，西乡一定已经清楚地看到，那比樱花更为令他们珍视的荣誉，此时已经轻轻地落去了。士族问题越演越烈，日本各地不平士族陆续叛乱。规模较大的有明治七年（1874年），江藤新平在九州佐贺县发动的佐贺之乱。该事变平定后，日本政府为安抚士族，尤其是反抗意识最强的萨摩士族，于同年（清同治十三年）藉口琉球难民在***被原住民杀害，发动***出兵（中方称为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特意将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升为中将，并任命为***蕃地事务局都督，领兵三千馀名攻打***南部原住民部落。
然而士族问题并未因此获得解决。明治十年（1877年），萨摩不平士族攻击鹿儿岛的政府军***库，揭开西南战争序幕。当时西乡隆盛并不在鹿儿岛，闻讯之后慨然长叹，但依然回到鹿儿岛统率士族们，以「质问政府」为名挥军北上，并在熊本城与政府军爆发激战。最后政府军击败萨摩军，西乡隆盛撤退回到鹿儿岛，在负伤的情况下由部下介错砍下头颅（按：西乡隆盛并未切腹），结束日本最后一场内战。
西乡隆盛，日本江户时代幕府末期大名鼎鼎的人物。历史上他位列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而且还是人气最高的那一个。他参与推动了王政复古政变，最终推翻了德川幕府。在那个将政权从德川家族手中夺回并且建立新政府的明治维新时期，他被称为英雄，同时也是新政府的核心之一。他所领导的明治新政府废藩置县、将土地划归农民私有、放宽了入伍的门槛，使得军队不再仅仅只对武士阶级开放、在全国开设小学推行基础教育、实行新历法、禁止人口买卖、去除了阶级限制加大了职业和人口流动、同时允许女性进入神社。现在看来，西乡隆盛是日本近代化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正是因为他推动了日本在那个时代成为了整个亚洲最早实现西化，并且在亚洲拥有了高其他邻国一等的实力和地位。
西乡隆盛在他的家乡鹿儿岛是被当成神一样的存在。可是，今天再回头来看，西乡一直被两极分化地评价。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所倡导的“敬天爱人”的理念和他实际那些上为了实现目的而采取的行为有着极大反差。
西乡隆盛出身于萨摩藩，也就是今天的鹿儿岛。在江户时代萨摩藩是一个远离幕府，相对***的地区。在岛津家族的领导下，萨摩藩自成一派。在与西方频繁的交道中产生了***的武士培养模式，出现了个很多优秀的倒幕派比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等人。萨摩藩的第11代藩主岛津齐彬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卓识而且心胸开广的主公。他发现在萨摩藩地方任职的西乡隆盛那年，西乡隆盛才17岁。作为地方小官的西乡，早早见到了百姓民生的疾苦，认识到了苛税对于百姓的压迫。于是他分发自己的俸禄给需要救济的农民，同时多次上书到岛津主公那里。也正是因此岛津齐彬把西乡带到了萨摩藩专门建立的集成馆。集成馆是专门吸收西方的文化来培养萨摩藩本土武士的一个地方，他们目的是富国强兵。萨摩藩的集成馆其实可以理解为我们在同一时期兴起的各路洋务运动，最终目的都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1853年，也就是西乡26岁的那一年，日本著名的黑船事件爆发。一直以来闭关锁国的日本终于认识到了西方的强大。此时，心急的幕府召集各路藩主前往江户商讨对策。岛津带着西乡一起去往江户，那是西乡第一次出门。而这一次表现让岛津齐彬意识到了西乡这个人有着强大的外交能力和决断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就在岛津着手打算开始培养西乡隆盛时，千里马遇见伯乐的运气很快就用光了，岛津齐彬英年早逝，萨摩藩的藩主变成了他的弟弟。西乡隆盛和新任的主公矛盾重重，见识过大场面的西乡认为新主公是一个乡下人，远不及岛津齐彬那样有远见，而且心胸狭窄。意见不合之下西乡很快就被流放到了南方的一个小岛上。
经历了黑船事件的震撼，萨摩藩作为和西方商船来往较多的地方率先开国。但是江户幕府却不为所动，依旧保持着闭关锁国的状态。萨摩藩和幕府渐行渐远之时，西乡隆盛出狱回到了鹿儿岛，很快他就成为了萨摩藩的最高军事首领。他和同样已经开国的长州藩形成了军事联盟，他们共同商讨要讨伐幕府以结束这样长久闭关的状态。此时德川幕府的掌门人是德川庆喜，他是一个聪明人，在意识到倒幕的气息愈发浓烈之时，很快便推行了大政奉还，号称要把德川幕府的所有权力归还到天皇手中。这显然是一步妙棋，德川庆喜试图用这种和平交权的方式来化解日本各地试图推倒幕府的决心。
但是西乡心里明白，虽然德川幕府号称归还的权力，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地盘和军事力量仍然掌握在德川家族的手中。此时西乡隆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实行一次完整的、彻底的改变。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西乡隆盛用了最野的一招，就是挑衅。他命令手下有一个叫做相乐总三的人带人前往江户，杀人放火打劫抢掠，不断的挑动德川家族的神经。西乡认为只有通过流血和混乱才能够真正的动摇德川幕府的根基，彻底的推倒他们的势力才能够真正的终结幕府时代。为了促进时代的更迭，西乡面对已经示弱的德川幕府依然使用了这种暴力的手段。忍无可忍的德川幕府烧掉了萨摩藩邸作为报复，而这一举动正中西乡隆盛的下怀。记载中写道：当时西乡隆盛说“太好了，终于有理由开战了。”于是，戊辰战争正式打响。以西乡隆盛率领的萨摩藩为代表的各路武装开始向江户推进，一路征讨德川幕府。
此时的西乡隆盛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那一套，从拉拢农民开始。当时作为西乡先锋的相乐总三，一路上宣传着“年税减半”这一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一路上，倒幕的军队收获了大量农民的拥护。然而西乡在和同僚研究后发现年税减半这个政策并不切实可行，而且会导致政府财政的崩溃。为了安抚农民们的情绪，西乡隆盛将散布这个消息的先锋相乐总三冠上了一个伪军首领的头衔。作为从一开始就追随西乡的相乐总三，为他冲锋在前身先士卒，最后却落到了一个污名满身惨遭枉杀的地步，也颇有些卸磨杀驴的感觉。
戊辰战争的结果自然是以倒幕派胜利，德川家族被迫交权并且逃离而告终。然而此时盛名满身的西乡隆盛却选择了回家养老。没有西乡，由各地倒幕势力所组成的新政府内部腐败至极，而且派系林立。不仅没有兑现减税的诺言，反而让整个日本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政府内部混乱，四处的百姓也开始叛乱，人们甚至开始希望回到江户时代。
于是这个时候大家只好去请求西乡隆盛再度出山，平复明治新政府的种种问题。西乡隆盛回归政府时刚好是大久保利通所领导的出国考察团离开日本的时候。当时他们有过一个约定：就是在这些出国考察人的出国的期间，西乡隆盛暂时保持现状，不要推行新政。等到考察团回来之后，根据考察的结果和日本实际的情况，再推行新政。然而在大久保利通他们离开日本没多久之后，西乡隆盛便一意孤行，执意推行自己的新政。虽然西乡的政策大大的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但是这种太过于直率而且无视约定的行为让他和出国考察团的几位政府领导层人员产生了隔阂。
当时日本的外交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对待朝鲜的政策。因为日本的开国，朝鲜和日本断绝了邦交关系。但是随着此时日本国力的强大，有些内部矛盾和资源匮乏已经无法调和。日本国内出现了不需要和平恢复邦交关系，而是可以武力征讨朝鲜和***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武力征讨不仅可以解决底层武士臃肿的问题，还可以开发更多的资源。虽然这一思路商讨已经被提上了日程，但是此时的西乡隆盛似乎已经急不可耐了。他希望以使节的身份去朝鲜进行谈判。根据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一书中的记载：西乡隆盛希望去谈判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和平商讨，而是因为他明知事态紧急，他可以通过激怒朝鲜的方式获得开战的借口。如果他以谈判代表的身份去到朝鲜被杀害，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派兵征讨朝鲜半岛了。西乡此次视***如归，而他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开战。书中写到他说：将希冀由战之祸心外移以兴国的远略。西乡这样激进的想法，自然和政府其他的人员矛盾重重，因此他也离开了明治新政府。
在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的第二年，他47岁。当年发生了佐贺之乱，这叛乱主要是由旧的士族动。因为明治维新传统士族的势力和权利受到了削弱，因此他们希望能够恢复到原来以士族统治为主体的江户幕府体系。此时的西乡，为了收拢这些士族给他们介绍西方的思想以及改变他们旧有的传统，在家乡创立了“私学校”。然而随后随着类似的动乱接连在日本各地发生，原本是教育感化场所的私学校变成了不满士族聚集的地方。因为西乡隆盛影响力太大，就连政府那边也开始担心西乡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可能连西乡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这群学生早已经成为了政府眼中钉，而西乡本人也就成为了这个对立情绪的牺牲品。在他的士族学生反抗情绪越发高涨的时候，西乡热血又尚武本性暴露。西乡加入了士族征讨明治政府的队伍，而后西南战争爆发。但是他们还没能去到本州就停了下来。西乡隆盛选错了进攻目标，熊本城号称是日本最难攻的城，当时巨大的人数差距也预示着征讨的部队难以逾越熊本。多次进攻未果后，兵败熊本而且身体中枪的西乡也选择了通过介错的方式来结束了他50年的戎马生涯。
人生五十年，如梦亦如幻。
有生方有***，壮士何所憾。
可能是某种巧合吧，当年织田信长吟咏着这句诗感慨世事无常，现在西乡隆盛也是***在了50岁这个年纪。
西乡隆盛从小就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才华，但是他的本性似乎常常让他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太过于血气方刚，太过于强调他的武士之魂。如果西乡隆盛真的成为了一个政府的头号领导者，我们可能会更早地看到日本变成一个尚武甚至穷兵黩武的邻国。混乱是阶梯，而西乡隆盛每次都是希望通过这种混乱和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给人一种热血感，一种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决断力，但总是过于激进的策略让他最后以悲剧收场。
西乡隆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一手打翻了旧日本落后封建的幕府将军体制，促成了明治维新在日本的落地生根；
但另一方面，他也是日本武士制度的核心拥趸，出身下层武士阶级的西乡隆盛。选择推翻幕府统治的一个核心原因在于德川幕府将武士阶层边缘化了，这对于一个信奉武士道精神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在鸟羽、伏见之战后，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职，从此天皇成为日本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在明治维新开始后，西乡隆盛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此时的日本已然成为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近代化国家。
国家开始了明显的去封建化进程，面对战后的新日本，他感到的更多是恐惧，因为他希望出身贫寒的下级武士能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新国家强调政府和公民的地位，拒绝维护武士的特权。这些都背离了他的信条——更讽刺的是，这种变化的恰恰是他本人引发的。
公民、公务员和政府***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角，武士除了成为***，在政治上的地位相比之前并无变化。
从这个角度讲，西乡隆盛是一个革命者，但并不是一个政治家。
1871年，是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脱亚入欧”之年，在这一年，明治政府向西方派出了庞大的使节团，在英国，大久保利通被漫天浓烟的工业化震慑，回国后，他坚持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应当修建铁路、兴办工业。
当时的日本***以能够去欧美留学为荣，他们中不少人的生活方式像西方上流社会一样，喝着红酒，看着马戏。
但西乡隆盛却沉浸在他传统又保守的的生活方式里。作为陆军大将兼参议，他每月工资是500日元，但他的生活只需要15元，剩余工资就放在客厅的架子上，任人拿取。
还有一次，他与新政府的阁僚一起在官署就餐。当饭团不小心落在地上时，他吹掉上面的砂粒，若无其事地吃掉——他始终认为沉迷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应该是一个武士的兴趣。
如果讲西乡隆盛与中国近代的革命者进行对比，那么他所呈现出的思想有些类似于康有为或梁启超这样的人物，他们迫切地清政府希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保留皇权，成为类似于英国那样的近代化国家。
西乡隆盛也跟他们一样，都是革命者中的保守派。
1872年，西乡隆盛面对对棘手的税收问题，束手无策。作为武士，他提出了“征韩论”，此提案一出，内阁哗然，大臣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作为主要反对者，大久保利通认为，政府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财政紧张，在根基未稳的情况下发动对外战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的冒险。
明治政府迅速走向分裂。西乡隆盛咒骂大久保是“萨摩最大的懦夫”，认为他自从回国之后便辱没了武士的身份。而西乡之所以鼓吹战争，原因又不在于天生好战，而是如果不能通过对外战争缓解社会矛盾，那么武士的地位将十分危险。
在明治时期的财政支出中，约三分之一被用于支付武士的薪俸，由此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平衡收支，这种特权就必须废除，对西乡隆盛而言，这令他完全无法接受。
1874年6月，在因政治冲突离开东京之后，西乡隆盛开始在鹿儿岛（原萨摩藩）经营“私学校”。这些学校实际是割据一方的武装结社。由于西乡隆盛的地位和声望，私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既不向东京上缴税金，也抵制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
面对这种情况，1877年1月，大久保利通政府派人潜入鹿儿岛进行调查，在查清真相后，私学校很快成了西南战争的导火线。
在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中对这场日本近代最大的内战——西南战争有着戏剧性地刻画：
“西乡隆盛和将领们从藏身的洞窟中走出，身着便装，挥***，前方是一片山坡，坡路尽头是由政府军建造的堡垒工事。从一开始，他们的进攻就毫无希望可言，即便冲到堡垒附近，也很难越过坚固的工事。一时间弹如雨下，许多武士中弹身亡，另一些则在路边剖腹自尽。西乡被人簇拥着继续前进，身中两弹。他用手撑起身躯，对身边的别府晋介大声喊：晋介，就在此处动手吧！’
前天夜里，西乡自知必***，要求旁人在关键时刻砍下自己的头颅，现在他认为时机已到。别府含泪，待西乡切腹后，仰天大呼斩下了西乡的首级。追随的武士们眼见西乡***去，泪流满面，纷纷在道边拔刀自戕。
西南战争结束后，长崎一位僧人作诗说：’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我剑已折我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
西乡隆盛，作为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他身上的矛盾与争议也是最大的。日本电视台拍摄的这部《明治维新英雄的真像西乡隆盛》展示了西乡隆盛的生平和大事件，从这个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媒体事实如何制作一部主旋律作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