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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代远（1904—1974），湖南省怀化市麻阳县人，1924年参加中国***。1937年任***参谋长。1942年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参与北方局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1948年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参与组织指挥邯郸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铁道部部长。1974年12月1日在北京病逝。他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之一、新中国人民铁路事业的奠基人。是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2年评定行政级别，滕代远是中央委员，行政三级。大将们除了张云逸是行政三级，都是行政四级。52年行政三级到55年授大将都不合适
滕代远（1904—1974），湖南省怀化市麻阳县人，1924年参加中国***。1937年任***参谋长。1942年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参与北方局工作。
1948年5月滕代远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11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
1949年兼任***铁道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铁道部部长。
1974年12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扩展资料1955年1月29日，由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长罗荣桓署名，向***呈报的《关于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和授予问题的请示》中，建议“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的军衔，采取三种方式办理：
滕代远当时在此报告中属于按可评军衔但不授军衔的第二种方式办理。这些人出现的先后次序为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王世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滕代远
一、尽心操办抗大总校
由于滕代远早年曾参与领导秋收起义，和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并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一起领导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与缔造了人民军队，有着多年军事工作经验，又在苏联学习过军事，1940年5月，中共***决定时任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出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原副校长罗瑞卿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抗大的前身是1936年6月由中共中央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委。林彪1937年8月任八路军115师师长以后，抗大的党政工作均由副校长主持。1940年4月，抗大总校搬到敌后开办。
滕代远到抗大任职时，正值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学校搬到敌后，教学与部队、教学与实战紧密结合。滕代远率领全校师生把战场当课堂，特别是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日军“扫荡”作战中，滕代远命令抗大600名师生组成阻击部队，在洪岭、三十亩地等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抗大总校许多连队距离战场只有一二公里，学员和日军仅仅隔着一个山包，头上盘旋着日军战斗机，耳边响着枪炮声。滕代远和教员们授课时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在山洼里上大课、在山坡上战斗操练时敌人冲上来了，说撤就撤，该打就打，敌人走了继续学习。许多在课堂上搞不明白的作战指挥要素和关节点，在战后总结讲评时教员稍一点拨，学员就心领神会了，而且会记住一辈子。“战斗就是学习，学习也是战斗”成了当时抗大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我军将领成长的独有风范。
滕代远制定的抗大总校第六、七、八期学员培训的总方针是：“输送大批八路军、新四军的中高级指挥员，建设我们党指挥下的一支铁军。”强调：“抗大培养出来的学员决不能只是懂得战争规律的理论家，学员个个都首先应该成为带兵打胜仗的作战指挥员。抗大的教学是否成功，要拿到真刀实枪的战场上去检验。你的作战对手——敌人恰恰会是我们抗大学员学习成绩的评分员。”
在抗大学员培训计划安排上，滕代远注重从实际出发。他特别要求“野战作战部队的需要，就是抗大培养学员的终极目标”。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抗大总校出来的学员，军事本领一定要响当当。抗大总校不仅仅是学校，它就是名副其实的作战部队。”
在抗大办学方向上，滕代远既着眼于部队目前作战需要，更着眼于未来我军的长远发展。他强调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指出：“一个合成军队指挥员不懂得技术是战术的基础，就学不好合同战术，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目前，我军装备的落后是暂时的，随着战争的进程会不断改善而强盛。所以一定要把我们抗大办学的眼光和目标定在未来，绝对不允许短视，仅仅把思想束缚在‘小米加***’的水平上。”
为了迅速提高教学水平，滕代远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改革教育培训制度。为了适应在游击环境中开展专业教学的需要，滕代远命令在抗大总校各团、各大队都设立军政主任教员，连队设立驻队教员，保证基层单位在天天打仗的情况下能***开展教学活动。他指示抗大总校抽调80名在职教员，成立了军政、教育和工作三个研究室，集中精力学习研究，准备担负起培养更多的中高级指挥人员的任务；举办教员训练队、后勤干部训练队、医务人员培训队；建立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严格学习进度，定期上大课、测验、考核，定期举行学术讨论和时事政策报告；分期调回培训长期在外的抗大后勤人员，提高他们的政策和业务水平。为在作战中瓦解日军，抗大总校专门举办了日语培训队，强化训练三个月，使受训学员成长为受前线作战部队欢迎的“日军通”。尽管敌后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滕代远还是成功办起了工兵队，组织学员学习建桥、修路、筑城、爆破等专业技术。
按照加强正规化建设的规划，滕代远还对抗大总校的教学研究、教材编写、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健全，都提出了严格要求。他还亲自主持审定编译了苏联军事院校的统编战役、战术教材，仅抗大总校第七期，编印出版的教材就有41种，发行18000多册，通过不断摸索、总结、创新，逐步形成了滕代远特有的“严、实、深、细”的治学思想和教学风格。
在加强对分校的领导和联系上，滕代远在明确办学方针、统一教材编制、统一教学方法、培训教员、调配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大加强了对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分校的领导，使抗大的校旗在黄河两岸和江淮大地高高飘扬。
主持抗大校务期间，滕代远经常天还没有亮，就带着警卫员骑马赶到十几公里外的学员团、营、连队操场，检查学员出早操情况，查看队列是否严整，人员有无缺编。他不断深入各个连队检查训练效果、内务、着装，甚至连是否按规定位置佩带枪支和弹药也列入他的检查范围。滕代远以身作则和其他学员一样从连、营、团战术、战役基本指挥要领开始学起，学习炮兵、装甲兵、工兵和航空兵的武器操作使用和战场运用的原则。作为抗大总校的主要领导，他不断深入到各教学连队，依次听主要教员讲课，参加教学讲评。一次在团以上干部学员野外作业讲评时，他耐心地教育大家：“军事理论一定要和实战相结合，决不能机械地照搬，这样才能把书本知识学活用活”。夜间侦察课上，滕代远跟着学员队跑了整整一夜，还精神抖擞地参加教学讲评，鼓励大家：“夜战、近战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敌人的飞机大炮在夜战、近战中是睁眼瞎，所以我们必须善于率领自己的部队在夜战、近战中杀出威风来。”
在抗大总校敌后办学期间参与的对日作战实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五月反扫荡”。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集结6万重兵，以“铁壁合围”、“铁筒封锁”等策略和“梳篦”战术，分多路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抗大总校是日军“扫荡合击”、“重点歼灭”的主要目标。冈村宁次叫嚣：“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我宁肯牺牲二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总校的干部！”5月21日，日军四路合击占领了位于河北邢台县浆水镇的抗大总校驻地，依据抗大总校提出的跳出日军合击圈最佳时间点选择的“利害变换线”理论，滕代远决定使用“敌进我进”擦肩而过的战术到日军背后去打击敌人。针对日军队形密集而抗大总校非战斗人员多、物品多、行动不便、作战兵力只有一个警卫连的实际情况，滕代远命令“抗大总校领导三人各带一部分部队，供给、卫生、后勤等部门就地分散隐蔽，最后在王蒙寨山谷会师”。滕代远与教育长何长工率领的部队会师路罗镇后，果断决定“连夜突围”。部队以急行军速度穿插在日军的重重“扫荡”包围中，第二天拂晓顺利地摆脱了日军的合围圈，只有陆军中学在敌众我寡的作战中牺牲30多人，副校长史紫千受伤后被俘英勇就义。7月7日，滕代远在抗大总校纪念抗战5周年大会上特别总结了5月反“扫荡”的意义和抗大学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宝贵教学经验，会场上陈列了师生们反“扫荡”缴获的战利品。
滕代远在抗大总校工作期间，正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条件非常困难的时期。学校驻地在山西、河北最贫瘠的地区，吃的基本上都是在武装掩护下到50公里以外的游击区或靠近敌占区的地方背回来的高粱米和黑豆，干粮是柿饼拌米糠碾的炒面。为了从生活上保证教学，滕代远号召全校人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提出“节约一分钱，增加一分抗日力量”，总校实行严格的预算和决算；后勤部门自己动手建起了豆腐房、畜牧场、粉坊，开办了制造被服、鞋袜的军工厂和合作社，生产经销日用品和学习用品；学员们利用驻地房前屋后开荒造田，种植瓜果蔬菜、喂猪养羊，自己碾粮磨豆、砍柴挑煤，做到蔬菜、烧柴自给。滕代远经常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检查伙房，要求大家想方设法让一线教员每周能吃一顿馒头。除了寒冬腊月外，滕代远和何长工一起跟着大家打赤脚，保证反“扫荡”、行军打仗时有鞋穿。
抗大的许多学员后来陆续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有军长、兵团司令，有大军区政委、司令员，有军委各军、兵种司令员。1974年9月30日，滕代远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一位解放军空军干部来到滕代远的身边，报告说：“滕校长，您好！”“我是您的学生马宁，抗大六期毕业的，现在是军委空军司令员”。滕代远高兴地鼓励他：“把空军建设成为使敌人望而生畏的打击力量。”
自1940年到1942年，在滕代远担任主要领导的三年里，抗大总校培训出学员万余名，他们边学习、边战斗，被铸造成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为我军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直到今天，许多在世的抗大老领导、老教员，以及遍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各兵种、各大军区曾在抗大总校学习、当过学员的同志，谈起老校长滕代远的严格要求、实事求是和深入细致的作风，印象深刻，无不动容。
一次，大儿子久翔央求向滕代远给自己在北京找个工作，滕代远沉思后对儿子说，按父子情分，应该在北京为你找个事做，但***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职权谋私利的权力，滕代远还反复叮嘱儿子：“家里有什么困难，要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要打我的牌子给国家添麻烦”，久翔不住地点头允诺。
1943年11月，滕代远的二儿子久光出生了。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是战争最紧张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大肆“扫荡”和“蚕食”，残酷的斗争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只好把久光寄养在老乡家里。新中国成立后，久光被接回北京，进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在学校里，久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使得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点忘乎所以了。滕代远认为这样下去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于是就把孩子转到一所普通学校。但久光淘气贪玩、不好好学习的毛病仍没有改掉。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滕代远夫妇决定把久光送到秘书的老家，一个山区农村去锻炼。离开了父母，久光逐渐增强了***性，并有了可喜的变化。劳动的汗水改变了他贪玩的恶习，学习成绩也渐渐好起来。1962年夏秋之间，***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久光激于保卫祖国的义愤，自愿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
1964年夏，滕代远的三儿子久明高中毕业，正埋头苦读，准备参加高考。久明他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不被录取，求滕代远给老部下写封信。滕代远听后，断然拒绝。后来，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久明准备上大学的前几天，滕代远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还抄录了陈毅1961年7月送儿子上大学时写的《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姗》的长诗中一些句子以勉励儿子。久明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他当上连长，在边境作战中还荣立了三等功。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停了课。滕代远的四儿子久耕在父亲的支持下，来到白洋淀和狼牙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1967年底他才回到北京，接着又报名参军。久耕离家那天，滕代远一遍遍地检查孩子的行装，还送给久耕一套《雷锋日记》和《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他叮嘱儿子：到了部队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忘记革命前辈创业的艰难，向工农出身的战士学习，做雷锋式的好战士。久耕带着建设祖国边疆的激情与豪迈，带着对军旅生活的向往，高高兴兴地告别了父母，开始了新的生活。后来，他给家里写信汇报自己在部队工作学习的情况，在信中他表达了一肚子的埋怨。滕代远很快给久耕回了一封信，要求儿子“吃大苦，耐大劳，养成战斗作风”。在父亲的关怀与鼓励下，不久加入了中国***，后来又提了干。滕代远又在家信中告诫他，提干是组织上给你更新的任务，你应该比以前做得更好，当好普通一兵。因为工作需要，久耕的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不管到哪里，他都牢记父亲的教诲，工作更加努力，先后被国防科工委党委和海军评为“雷锋式的好干部”。久耕从部队转业后，到广东粤海石化储运公司任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小儿子久昕1951年生于北京。可是，当孩子刚满16岁的时候，滕代远就支持孩子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学校发来登记表，久昕填完后请父亲审阅。滕代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个字。久昕在边疆期间，滕代远夫妇经常去信，勉励久昕在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1970年，久昕光荣参军，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1974年11月30日下午，病重住院的滕代远在弥留之际，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久昕在一旁听着也入了神。晚上，林一来到医院。滕代远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可惜的是，家人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可究竟是什么字，家人也看不懂。林一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滕代远好像听懂了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显出的字终于让家人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我的父亲滕代远，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的老同志。在儿女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慈爱的好父亲，更是一位身体力行、循循善诱、培育我们树立共产主义信念的引路人。他逝世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遗产，留给我们的却是一笔弥足珍贵、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一位老红军战士、老***员顶天立地的革命气节和一份视人民为衣食父母的公仆情怀。
知识青年要和工农兵相结合
1923年，我父亲考入位于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4年6月，他在中共湘区委员陈佑魁的领导下，组织进步学生成立了“麻阳新民社”，创办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锦江潮》，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他撰写发表了《中国的现状》、《读书为什么》等一批进步文章，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表现积极，次年10月转入中国***。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少不更事的时候，我曾好奇地问父亲：“您在学校读书，成绩优秀，为什么还被学校开除？为什么书没读完就去搞农民运动？”父亲说：“被学校开除，是因为学校当局被国民党右派分子把持，我们组织群众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大革命运动，当然会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参加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不平等、不***的社会制度。让‘耕者有其田’，让中国的老百姓当家作主。”这正是父亲投身革命的初衷。在湖南二师读书期间，他一边做学生的工作，一边做工人和常德近郊农民的发动工作。不久，他受湖南省委的指派，去长沙、平江、浏阳、醴陵从事农民运动，成为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人生道路。我父亲是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投入工农解放运动的，他一直认为：知识青年如果不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必将一事无成。缘此动机，20世纪60年代起，他陆续将4个儿子送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广阔天地去锻炼成长。1962年，在***蒋介石叫嚣“反攻***”时，他就让正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大儿子滕久光应征入伍，去海防前线服役。1965年，他又让二儿子滕久明报考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献身于国防事业。1968年，他又坚定地支持三儿子滕飞应征入伍，到祖国西北献身于核武器研发事业。这一年年底，他又将最小的儿子滕久昕送往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当牧民。
